許我一個有安全感的社會

政治、經濟、社會與媒體，幾年來一起癲狂，把國民的心理狀態與精神情緒，逼到喘不過氣的地步。該如何做，才能挽回集體互相戕害的心理健康？

文／張曉卉 　攝影／邱瑞金

儘管往嘉年華式設計的總統就職典禮即將到來，但暗潮洶湧的社會氛圍，彷彿滯留的低氣壓，罩得人總是覺得喘不過氣來。

「想熱鬧歡喜慶祝的飯粒（泛綠），對上怨憤填膺要真相的飯籃（泛藍），兩邊都想嗆聲叫喊，又怕社會大動亂，心情怎麼好得起來？」自嘲是「飯桶」、中間立場的劉先生說。

精神健康亮紅燈

《康健》的「國民健康意見大調查」也發現，高達八成三的受訪者覺得台灣人的精神情緒愈來愈嚴重；六成三的人擔心台灣的自殺率會愈來愈高。

這種擔心並非杞人憂天，根據衛生署統計，自殺高居國人十大死因第九名，每十萬人口中就有13.6人是自己尋死的，比起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還高。

雖然政治紛亂影響人們心情，但台灣人精神健康亮紅燈，已經是近十幾年來日趨嚴重的事實。

台大醫院精神科教授葉英的研究指出，台灣地區精神官能症的比例，20年來增加了8～15倍；衛生署的統計顯示，憂鬱症門診和住院人數4年內快速成長3倍；還有研究推估，全台灣約有五分之一、大約360萬成人有各類精神病。

引起心理精神問題的因素，基因佔一部份，但社會環境壓力的影響更不容小覷。「歹年冬，多肖人！（台語，時年不好，精神病就多之意）」這句俗諺雖不雅，卻頗傳神。古典社會學大師涂爾幹早在一百多年前對針對歐洲社會急遽變遷、固有規範秩序受破壞而指出，在經濟蕭條的不穩定時代，個人與社會疏離感增加，容易出現「脫序型自殺」。

台灣前幾年經濟低迷、失業率屢創新高，學業、工作負擔有增無減，社會貧富差距急遽擴大，失落感增強，自覺邊緣化，失去最起碼的自信心、自尊心的人增多，再加上羶色腥新聞充斥、人際關係疏離、社會緩衝爆炸情緒的正向力量趨微，使人浮躁難安。

壓力大，小則脾氣變壞，常動不動就和別人起衝突。台北中興醫院精神科主任詹佳真有不少病人是因公司精簡人力，造成工作量加重，還怕做不好會變成下一個裁員的對象，精神緊繃得常和同事吵架、失眠而就醫。

當壓力大到瀕臨崩潰，更可能使人一頭衝進精神病漩渦，甚至尋短。「工作壓力大，（自殺）是我自己的決定，請別怪任何人，」雜誌社總編輯袁哲生寫下遺言，自縊拋下老父妻子。

「大環境不穩定，容易誘使情緒較脆弱、或是潛藏有精神病因子的人發病，」台中榮民總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林本堂認為，要改善台灣的精神健康，政府一定要讓人民有基本生活的安全感。

能吃飽、穿暖，的確是重要安全感來源。「否則再多的高鐵，也只是提供貧病夫妻多一個自殺的地方而已，」一位精神科醫師批評。

「貧富差距的另一面，就是健康差距，」世界銀行曾在2003年提出警語。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江東亮則提到，台灣死亡率高的縣，往往就是社會經濟發展慢、平均家庭收入低的縣。

舉花東為例，台東有好山好水，居民死亡率卻比台北多一倍；花蓮有慈濟、門諾等大醫院，65歲以下人口死亡率卻和台東相差無幾！「加速貧窮縣市的衛生建設，優先提升弱勢族群的健康水平，讓人人健康，是執政者無可推卸的使命，」江東亮呼籲。

全民有安全感，還需要築起緊密的社會人際網絡。江東亮兩年前發表的研究便發現，台灣民眾不信任他人的比例高達7成。一場總統選舉之後，原本冷漠的人際關係恐怕更疏離。「社會不仁，大家自掃門前雪，精神苦悶的人找不到人傾吐，也不相信社會會照顧自己的小孩，結果就是想自殺的父母親，逼、拖、騙無辜兒女一起陪葬，」看過太多這類尋短案例的林本堂慨嘆。

政局紊亂，貧富不均愈烈，亟需政治家的智慧，有所為與有所不為。

除了政經的施政外，眼前即刻可做的，精神醫療界認為是加強心理建設教育，以及儘速建立社會支持體系。民間公益組織已經起跑，企圖重新建立人際網絡，比如精神健康基金會便培訓精神健康志工，訓練課程結束，志工回到自己的社區，就可以關心並為親友鄰居做初步精神狀態篩檢，發現異樣，隨即建議或陪伴就醫，「建立起人與人的相互關懷，有時多打一通電話，就可以救一條人命，」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台大精神科教授胡海國表示，報名培訓課程的民眾踴躍，顯示民眾對此類需求殷切。

學校、醫院等應掛大腦解剖圖

胡海國急切呼籲政府應該盡快「做好基礎精神健康教育，在學校、醫院、衛生所掛上大腦解剖圖，傳遞正確大腦知識和精神心理健康關連。」

因為知識是降低民眾排斥、歧視精神病的最好策略。

精神病的病因，很大關鍵在腦部。當生活壓力引發腦功能障礙至臨界點（閾值），便會使精神病發作。憂鬱症起因於腦神經介質的血清素或正腎上腺素功能過低；精神分裂症是由於邊緣系統的多巴胺過高等。

贏得執政，也需贏得心理正常的社會，如何重建台灣人民強韌樂觀的生命力，是執政者亟應面對的課題。

fr.: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content/066/066076.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