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ceptual Daily

Friday, June 18, 2004

帶小孩的後遺症—媽媽手

自從兩性工作平等法實施以後,少部分勇敢的媽咪向自己工作的公司機構請育嬰假,從職業女性變成全職媽媽,把孩子從保母手中接回,成為可以鎮日陪伴心肝寶貝,看著他長大。

雖然能一路陪著孩子長大,然而在孩子會自己走路之前,有長達一年左右的時間,除了睡覺以外,就需要媽咪抱著、陪著玩、換尿布、哄睡覺、餵奶……,點滴皆辛苦,很多媽咪這樣一段時間後,就出現了「媽媽手」的症狀!

認識媽媽手

何謂「媽媽手」?

顧名思義,「媽媽手」常發生於媽咪身上,也就是指因長時間抱小孩,以及料理孩子大小瑣事,而引起拇指處肌腱發炎的症狀。

「媽媽手」又叫做「狄克凡氏症(De Quervain Disease)」,是由一名瑞士外科醫生所發現,因此用其名字作為病名,其正式學名則為「狹窄性肌腱滑膜炎」。臨床上常見症狀,通常是靠近手腕處的大拇指側,發生無法使力或持續疼痛的現象,並合併出現緊繃、局部腫脹等症狀。

致病病理

長時間過度使用手部做包含抓、握、擰、捏等手指活動量大,而且受力也大的動作,就很容易讓拇指過度張合、重複受力,使得兩條主司拇指活動的肌腱滑膜出現肥厚性變化,壓迫到局部肌腱,並使得肌腱滑動不順暢,嚴重時甚至會產生沾粘的情形。

症狀

通常患者的大拇指一側會有無法使力的情形,而且合併會有腫脹、疼痛。如果懷疑自己有媽媽手,可以做個簡單的小檢測,以四指包住拇指握拳後,向小指方向扳動手腕,如果會有劇痛,就很可能是罹患了媽媽手,應向醫師諮詢確診,並接受治療。

治療

若經診斷後確定是「媽媽手」,應接受定期的治療。在急性發炎期,醫師會開立非類固醇類的口服消炎藥,來緩解疼痛,並要讓拇指休息,避免過度用手。

可以考慮穿戴「副木」(splint,一種可讓大拇指固定,卻不影響其他四指活動的固定帶),減少拇指及腕部動作;如果嚴重疼痛,可以向醫師諮詢,看是否適合做局部少量類固醇注射,以快速止痛。

媽媽手患者的日常照護

一、少抱寶寶,如果寶寶還不能自己在地毯上玩,則可以多利用側臥式揹帶,才能讓手部得到充分休息。

二、儘量減少得用手去做抓、握、擰、捏的工作,如洗衣、洗碗、敲打鍵盤、滑鼠等,做的時候也應放慢速度,多利用洗衣機、洗碗機,降低手部的負荷。

三、做完家事可以先冰敷10分鐘左右,預防發炎情形加重。

叮嚀—預防重於治療

不論就醫學治療,還是保健的角度來看,「預防重於治療」是永遠不變的概念。建議新手媽咪跟爸比,在抱孩子的手勢非常重要,在抱起小孩的一瞬間,要先張開虎口再緩緩抱起;抱穩之後,在以手護持住寶寶的屁股或大腿時,應儘量將五隻手指併攏,才能將受力平均分散於五指,這樣就不容易傷到大拇指了。

fr.: BabyDJ媽咪報報

新個體族群崛起 一個人的人生

作者:楊永妙 2004,6,15 /第301期

一個人一個家,台灣單身戶快速成長;即使有家,來自全球、兩岸的超經濟競爭、不安的移民風潮、高離婚率、不婚等,也讓台灣人的家處於高度動盪的狀態。很多CEO,即使有家,也猶如一個人忙碌地生活著……。一個人的人生,已經是不可阻擋的浪潮……。

 台灣的家變形了。

 全球化的競爭逼使台灣的CEO全家散居各地。

 亞洲光學董事長賴以仁長年居住在深圳東莞的工廠宿舍,他的家人長居澳洲,公司的研發中心在台中。七年前,被公司調派到歐洲的友訊總經理廖志誠,為了讓全家在一起,出國時帶著家人一起就任,去年,他返回台灣接掌新職,一對兒女卻分別在倫敦、雪梨求學,一家人住在三個不同的城市,彼此只能透過電話、電子郵件互通訊息。

 全球化、跨國公司的經營型態,讓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家庭感情、健康深受其害。「我沒辦法過規律生活,跨國公司、國際公司,聽在我耳朵裡,已經是我的魔咒,」張明正急如連珠砲地說。

 趨勢科技總公司在東京、研發基地在加州,初出社會的大兒子選在上海工作,兩個兒子台北和上海分居,一家分居四地。

 到處都有家,生活用品要好幾份。張明正常常穿著球鞋飛東京,隔天到新宿總公司上班時才發現鞋櫃沒皮鞋可穿,因為皮鞋全在台北。三十四歲創業的他,到現在已經居無定所十四年了。他告訴自己,不要有空間和時間的概念,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要找人,他馬上到。

美滿家庭早就崩解了!
 跨國的營運模式,讓夫妻、親子被時空隔離,愛家如張明正,只能用有限時間的相處,換取長期空間的隔離,「美滿家庭早就崩解了!」他感慨地說。

 邊緣化的危機,逼使台商或台幹在台海兩岸「一邊一家」。四十五歲、丹沙中福貨運代理公司廈門分公司經理周命璟早在五年前就跨海當台幹。太太、小孩在台灣,在廈門他過著看似自由的一個人生活。可是,下班後,他的一個人生活就是跑到廈門馬可孛羅酒店一樓大廳,一杯啤酒、一碟花生,靠坐在低低的沙發椅上休息,坐久一抬頭,往往第一眼看到服務生的下巴,他自嘲在廈門每天「數下巴」。

 即使結婚成家,有些夫妻也要求一段時間的自由期。藝術工作者陸蓉之和先生傅申約好五年的自由工作期,「他在台北的家,我在上海的家,婚姻是一份合約,也是彼此的共識。」陸蓉之說。

 新一代七年級生,也很多沒有把成家放在人生計劃裡。

 一位不到三十歲,從政大科管所畢業不久、在新竹科學園區工作的女生,她的夢想是一個人開著一部BMW—X5的休旅車,後車廂載著一隻大狗。政大科管所所長李仁芳聽了很驚訝,「她的人生計劃裡,根本沒把婚姻放進去,」李仁芳說。

 聯發科財務處管理師林曉玲是六年級生,她和同學們大多打算三十歲後再談婚姻,「事業還沒有成就,沒有人想到婚姻。」

 像林曉玲這樣的六年級生比比皆是。

台灣的家變小了
 台灣的家變小了。比起十年前,台灣的單身戶明顯增加,三代同堂、核心家庭愈來愈少。

 主計處分析台灣住戶規模和家庭型態發現,單身家戶是十年來台灣地區唯一成長的家戶類型,一九九○年只有六六萬戶,二○○○年卻成長到一四○萬戶。

 另一方面,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變少了,整體規模只佔一五.七%,核心家庭也比十年前下降八個百分點。(表一、二)

 新的族群——一個人戶,已經如擋不住的海浪般洶湧而來。 台灣,已經跟上奈思比在《大趨勢》一書中曾揭示社會趨勢朝向個人化發展方向的潮流——「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個體,不是家庭」。

 不管是表面上能有一個核心家庭的形式或是單身家戶,台灣人,已經步入一個人生活的時代。

 台灣的晚婚、不婚人口愈來愈多,結婚年齡一直延後,即使結了婚,也選擇不生育。

 台灣的環境不好,讓熟男熟女對未來愈來愈沒有信心。「社會大環境不好,大人對小孩無所期待,」現年五十一歲、單身的大漢技術學院教師姚巧梅說。

 許多人不婚、即使有伴侶也不生小孩。媒體棧國際行銷公司節目製作部總監常立欣就是一例,結婚四年,他和太太是典型的頂客族。他對未來沒有信心,對自己能不能教育小孩也沒有信心。

 已有女朋友,現年三十七歲的花旗銀行台灣區消費金融副總裁管國霖,想到偏遠地區學校當為小朋友說故事的志工,但自己卻還不想結婚,即使結婚也不想生小孩。

 雖然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台灣卻降得更快更猛。二十年前,每位育齡期婦女的生育數目有二.五人,到了二○○二年,只剩下一.三人,下降幅度比同在亞洲的日本還快。(表四)

家變冷了
 家,也變冷了。即使成了家,很多白領工作者一生為工作打拚,把家當成每晚回家的休息站。

 今年四十五歲、單身的台證總經理林克孝平常的行程由祕書安排。從早餐到晚餐,都可能有商務行程,星期假日有時陪客戶打球,只有睡覺才回到居所。

 家,空間還在,裡面的成員卻同屋異夢。從事整形外科長達三十年的林靜芸醫生發現,現代人很少回家吃晚飯,「連吃飯都各吃各的,那有時間溝通、談心?」

 家,曾經是全家人共同的城堡,現在,每個家庭成員卻都各自有自己心中的城堡。「小孩的城堡是網路,爸爸、媽媽的城堡可能都是工作,」林靜芸說。

家變得更脆弱
 家也變得更脆弱。

 台灣粗離婚率表面上低於歐美國家,但近五年來台灣的成長速度卻高於日本,二十年來成長七倍。

 近十年來,台灣離婚人數遽增,幾乎每三對夫妻結婚,就有另一對夫妻離婚。(表三)

 中央研究院助理研院員范雲分析,過去,家庭的組合不談感情,夫妻對家庭只談責任和義務。但近十多年,浪漫愛的興起,對婚姻衝擊很大,「因為愛情比婚姻更不易維持。」

 環境誘惑是造成家庭破裂的原因之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在花蓮當公務員的女士,結婚二十年,先生外遇不斷,兩年前,先生直接挑明要離婚,而且跟辦公室另一位有家庭的同事準備結婚。

取代婚姻的系統愈來愈多
 變形、變小、變冷、變脆弱的台灣家庭,婚姻要靠什麼維繫?一位學者從生物學解釋,人對愛情的生理基礎,一旦來電的化學成份被激發出,差不多只有三十個月,「人類基本感情,不必在家庭這種組織中得到,」這位學者說。

 「台灣家庭已經到不堪一擊的地步,」范雲說。

 分割兩地、浮動的家庭,都代表原有家庭關係的崩解,「台灣本來就是移民社會,本質上就是失根的人,」作家韓良露分析。

 再加上社會支援的功能齊全,台灣整體婚姻、家庭市場,「可以補位的人也很多,」韓良露又說。

 這些變動,加上不婚、不生,造成台灣人口出生率下降,「想想看,台灣沒有新生人口,我們就沒有國力,」長期研究台灣社會變遷對家庭、婚姻衝擊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解釋家變對整體國家競爭力的衝擊。

 過去傳統的三代同堂、核心家庭,或多或少會在家族中培養出一、兩個不工作,也不結婚的單身寄生蟲,雖然在家庭中,也如同一個人。

 然而,一個人族群已經是趨勢。台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王麗容肯定地說,「家戶規模縮小,已經是必然的趨勢。」

一個人的族群為何興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提供的功能愈來愈沒有效益,可提供家庭代理服務愈來愈多。

 家庭的功能一直被外包出去,除了衣食住行,「未來也許連愛情也可以外包,」政大科管所所長李仁芳說。

 家人沒辦法共同生活,「候鳥、分偶家庭型態」,讓分離的夫妻很容易找到新人來「補位」。

 一位家住北投的先生,賭氣和太太離婚,離婚後馬上在台北找到非法居留的大陸女人當他的同居人。

 近年來台灣政治情勢不穩定,也帶動移民潮。內政部統計,台灣地區從一九九○~二○○一年間移出的人數,就有近二十萬人。

 這些移民家庭為了維持整體家庭的經濟能力,多半採取媽媽帶小孩在國外生活、爸爸在台灣賺錢的權宜之計。夫妻長期異地居住,很容易因外力介入又無法即時溝通而破裂。經營移民業務十多年的森美加國際公司總經理魯俊就目睹了許多原本由爸爸申請移民的家庭案,只有爸爸拿不到身分。「因為他們離婚了,」魯俊說。

 兩岸經濟的互動頻繁,高達五十萬移動在兩岸之間的台商,讓許多台灣家庭處於「遠距關係」的不穩定狀態,也是表面上看不出的「隱藏單身人口」,讓守在台灣的大老婆坐立難安。

 曾經在大陸攻讀法律博士的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王文杰就發現,許多台商身邊都有位非公司正式編制內的「小祕書」,他含蓄地說,「有人專門送禮給小祕書,想說的話,就能直達天聽。」

 社會學家對傳統婚姻本質的定義在於「彼此是經濟共同體、傳宗接代、共同生活以及親密關係」;現在,已一樣樣被抽離和挑戰。

 台灣歷經三十年的高經濟成長,卻同時使台灣罹患西方先進國的文明病——對家庭疏離、追求個人主義。

 現代人對婚姻的定義和過去不同。一位在金融業界、擁有一雙兒女的標準爸爸提起他一位朋友,人很帥、條件好,卻不想結婚。他這位黃金單身漢的名言是,過去的人過著沒有愛情的婚姻生活,但他要過著沒婚姻的愛情生活。

 一個人族群的興起,有一大原因是愈來愈多人太個人主義。作家羅蘭感慨地說,台灣的高離婚率來自個人主義盛行,「現在人很多人只追求自己喜歡的,婚姻太自由了,只要自己的幸福,沒有想到別人,所以生了小孩也不養。」

 台灣特殊的經濟型態,讓白領階級不得不勤奮打天下。台灣人工作時數冠全球,「人的能量都被工作吃掉了,白領工作者回到家,沒有力氣提供溫暖,」一位企管系教授還比喻,「另一方面,企業家都變成了工奴頭。」

三十~五十歲是單身一族主力
 老一代的人比較重視親情和成就感。對接近六十歲的台塑總管理處副總經理楊兆麟而言,有成就才有朋友。他也指出,「父母的身教很重要,孩子不是用聽的,孩子是用看的。」他的小孩很清楚父母的期待,就是好好讀書,奠定社會地位。

 因為忠實承接六、七十歲父母親「愛拚才會贏」的期望,現在正值三十歲到五十歲的族群,是單身一族的最大主力。

 今年四十歲、清華大學畢業的盧威丞,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乖乖地把書念好,找到好工作,二十六歲當經理、三十歲就當上總監,得到「世俗」的功名,但仍然單身。

 統計顯示,男性單身家戶中,三十五~四十五歲的人就佔四分之一,女性單身家戶則集中在三十~四十歲。

 靈獅廣告副總經理陳玲玲在自己公司的市調裡嚇然發現,台灣三十至四十歲的女性有三○%未婚,「二年前只有二○%,二十年前只有七%,台北市就佔二分之一,」她驚訝地說。

 傳統婚姻關係不易平等,女性開始自覺,大量單身女性寧可久待職場,尋求自我肯定。主計處調查顯示,一九七六年男性總體平均勞動參與率從七八%滑落至前年的六八%,女性則由三九%,提升至四七%。

 今年三十八歲的台證證券資本部副總經理黃麗華發現,身邊愈來愈多像她一樣的單身職業婦女,經濟獨立,生活豐富,她們不排斥婚姻,卻不想隨便找個對象。

 有些單身女性彼此相扶持,也有些單身女性,開始成群找尋生活樂趣。一家健康中心的總經理說,他的兩位女性合作伙伴,個子小小只有一五五公分,卻悠然開著七人座休旅車飆車。

 台灣經濟成長曲線陡降,再度成為衝擊家庭穩定性的殺手,間接造成另一群非自願的單人族群。

 貧窮夫妻百事哀。台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王麗容在研究報告中看到失業率與家庭穩定度的關係密切,「非失業者與失業者造成婚姻妣離的比例高達一比八。」

 近四年來的高失業率,拖垮了不少藍領家庭。根據統計,台灣有超過一百萬個家庭每月可支配的所得不到二萬三千元。

 成人無法承受之重,直接移轉到小孩身上。離婚率、單親家庭比率居全省之冠的花蓮縣,學生中輟率高居全國第三,長期提供離婚婦女支援服務的前美侖國中教務主任、女青年會花蓮分會理事長馬腊梅發現,許多行為偏差,學業中輟的學生,不是有逃走的爸爸或媽媽,就是出身於隔代教養家庭。

 主計處的資料也說著同一件事。近十年,台灣的離婚率、單親家庭比率都在上升,未成年離家出走的比率,自一九九四~二○○一年,成長更超過一六○%。(表五)

 隔著中央山脈的南投也有同樣的問題。四年多前的九二一大地震,讓原本就處於經濟弱勢的家庭,面臨難以生存的困境,「家」的意義和價值也在瓦解,「家本來應該是避風港,卻變成暴風中心,」長期以來,一直用個人力量支持國姓鄉小孩的空手道教練黃泰吉,心疼地談起許多國姓鄉學生的處境。

 他有位國二的學生,父親失業,每天在家喝酒、打小孩,學生的哥哥混黑道,很少回家,回家卻叫弟弟一起去當保鑣,有一天,這名學生突然拿起小刀就往手腕上割,因為不知道父母為何生下自己?

 黃泰吉照顧約一百位學生,卻有近二分之一的孩子是單親,還有三分之一的孩子遭遇家暴,有不少孩子為了自保才學習空手道。

 最近一個月以來,台灣發生多起教人心酸的人倫慘案,像是失業爸爸殺掉幼小子女、失業媽媽把二歲的孩子從十二樓拋下。「這些事件不是個案,顯示危機家庭已經成為社會的不定時炸彈,」王麗容對危機家庭引發的社會問題感到焦慮。

高離婚率的「婚姻移民」
 台灣家庭的另一個新形態是由「婚姻移民」造成的異國婚姻,形成另一種不穩定的家庭。

 行政院主計處去年度統計發現,最近五年國內「外籍新娘」(不含大陸人士)人數大幅增加至七萬五千人,超過過去十五年的十倍以上。新台灣之子、外籍新娘開始衍生台灣另一波的家庭變貌。

 看似台灣的結婚率提高,但由於文化、價值觀的差異,異國、兩岸婚姻穩定度更低。

 今年一到三月台灣地區平均每五.五對新人中,就有一對異國婚姻,但同期間,每五.一對新人中,也有一對異國婚姻妣離,更多的家庭,因而再變成一個人的家。

 個人主義的需求讓現代人不知如何與別人共組一個家。現代人想活出自己,又想脫離社會桎梏,卻缺乏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家庭對個人愈來不重要,」王麗容說。

 現代人不懂家庭需要分工的基本概念,更不學習快速社會變遷下該如何維繫家。「社會要讓現代人懂得夫妻、親子間如何犧牲、如何建立父母,夫妻效能,」王麗容說。

 愈來愈多專業人士渴望自己的人生下半場可以尋夢。他們把人生分成兩階段,「上半場追求成功,下半場追求意義,」大好工作室負責人王念慈說。

 現在五十來歲的王念慈,過去任職奧美廣告擔任創意總監,卻在事業高峰選擇逃走,十三年前她成立工作室只為公益團體設計廣告。今年,是她連續第九年做愛滋病義工。「每個人生下來都是為了豐富生命,在有限的時間做最大價值的使用,」單身的王念慈說。

 銀行家管國霖和作家韓良露也都把人生分為兩階段,為了要跨越,所以過著沒有小孩牽絆的自由生活。

 管國霖退休後想找一塊地,蓋自己的房子,讓表演團體在裡面表演,建築成生活的戲場。「我對自己沒有限制,對生活態度是保持彈性與自由的涉獵,」他說。

 韓良露在三十二歲前關掉傳播公司,專心遊樂、寫作。

 也有人既不選擇結婚,也不選擇做單身寄生蟲,於是就遠離原生家庭,到陌生城市獨居工作。

 愈來愈多人血液中,有流浪逃脫競爭的衝動。一九五三年生的大漢技術學院講師姚巧梅從小就一直想脫離現有的規範。兩度到日本留學、久居,「在台北想逃,太競爭,性格不擅長,」她說。

 拿到學位後回台北,為了工作再到花蓮。「我和原生家庭的關係既噯眛又模糊,卻又切不斷,」姚巧梅感歎。

 一人一家,但寵物往往是單人家庭的重要成員。《聯合晚報》記者謝蕙蓮家裡有缸漂亮的熱帶魚,一下班,魚就朝著她的方向游。「它們會跟我打招呼!」

 離婚的亞都麗緻管理公司副總經理王慈恩一直養寵物,家裡有大牧羊犬和小馬爾濟斯,她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抱著狗,她的孩子假裝吃醋,說她沒有狗兒子就會不高興,反而「帶二隻狗才感覺得幸福,」王慈恩說。

 單身的黃麗華驀然回首,卻發現,從小的教育過程裡,老師和家長只教會她努力用功,到社會上得到地位、賺錢,卻沒教人該怎麼生活?

 研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蘇治華就分析,人只會工作,不懂與人相處,所以常常有家人,也無法料理好。

家的觀念變了
 愈來愈多人不再拘泥原本「有父母,有子女,有房子」的「家」。韓良露分析,有的人的家以人為主導,也有以地點為主導。有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孩,有的人一定要有父母、家人的概念。

 她也指出,自古以來,一人成一個家的例子很多,像修士,像旅人。有人透過生物的基因傳宗接代,也有透過文化的基因(宗教、信仰等)來持續生命。

 對生命的需求不同的人,他們不需要生物基因延續。

 「有人不打算結婚,但以社會為家。社會也提供不同功能,支持單身的人,」韓良露說。

 人與家庭的各種功能,開始由社會的各式各色功能來補位。譬如一個小孩,媽媽太忙,「就要適應外勞取代了媽媽的部份功能,」韓良露說。

 然而,在不斷適應生活的過程裡,愈來愈功能導向、分工的人類,卻沒有了感情。韓良露說,「我們不知道人在變化,進化成為機器人。」

人在進化成為機器人
 一個人的生活,其實也是高風險的人生。曾有位獨居、績效表現良好的女記者,某天和採訪對象約好卻沒出席,公司連打兩天扣機她卻沒回應,最後,到她租賃的單身套房破門而入,才發現她瘁死趴在桌上,桌邊還有部打開著的電腦。

 一群企業人聊起,家庭之所以崩解中,是因為價值觀破滅。連西方國家也開始在走過個人主義風潮後,回歸重視家庭的價值,即使單身的人也要常常定期與原生家族的家人聚會。

 畫家陳香吟平常獨居台北作畫,但出國度假看棒球賽,她總不忘帶著住在台南的媽媽一起。

 有些有家的人,嘗試不同的替代方案,彌補大環境變遷對自身家庭造成形式上一個人生活的衝擊。

 成長在「七仙女」家庭的瑞士銀行副董事長陳嫦芬,一直到現在,只要人在台灣,母親還會在每晚十點半打電話給她,叫她「早點睏、不要花太多錢。」陳嫦芬堅信,家庭幸福和事業成功一樣,不可能不勞而獲。

 三十四歲開始創業、今年四十八歲的張明正笑著詛咒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營運型態,讓他直到現在還為沒辦法在孩子成長過程中陪伴感到歉疚,「這是沒辦法,也是我最難過的事。」他唯一能想出來的辦法,就是每年撥十天,全家一起旅行,讓家人共同的經歷,彌補他的缺席。

fr.: http://www.cw.com.tw/Files/article/frontend/Sub.asp?page=6&SubjectId=1004&key=2746

我想學找錢

編譯於家寧

倫敦國王學院教育與職業學習部門(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的研究員約翰‧史溫發現,成人上「算術課程」常常不是為了改善工作前景。

什麼原因會促使成人返回教室,重新學習兒時不知為何沒有搞懂的基本算術呢?這樣的決定後有很多複雜的動機。希望搞懂算術能帶來比較好的工作機會是合理的猜測。

合理是合理,但是實情並非如此。令人吃驚的是,大多數人來學習算術的動機,和工作或生活上的需求並沒有關係。

回校園克服學習焦慮

這是倫敦國王學院在今年夏天將要發表的一份研究計畫中主要的發現之一。這個長達20個月的研究在英國各地三所進修教育學院進行,參與的學員從初級到2級(等同英國中等教育普通證書GCSE中最高的3級)都有。

對許多人來說,決定重返學校教育是很嚇人的經驗,因為他們多數視自己為失敗者,並且常常得背負從過去「失敗」的學校經驗所留下來的各種情緒包袱。

在「讓算術教育對成人學生產生意義」這份研究中,大多數的參與者都談到他們慘痛的學習經驗,不是感到不愉快,被欺負,就是感到從開頭就被數學老師視為蠢材。

許多學員在重返校園後到焦慮或是恐懼,因為他們覺得這不過是他們當年學校的翻版。

對離開教育體系已久的人更是如此。無論如何,許多人決心要把握這個機會,改變他們的生命。

克拉拉說:「的確是很嚇人,我怕得要命。但是我想,我不能永遠停在原地,我想脫離我現在的困境,我想改變我的生活。」

許多參與者把他們現在學習數學和算術的情況,拿來和他們當年唸書時的情況做一個對比,特別強調班上人數減少、每個人受到的關注變多、放鬆的氣氛、安全感、不怕犯錯、沒有老師或同儕的壓力,以及富啟發性的課業。有些成人來上數學是因為他們需要特別的資格,也許是為了要上幼保或是教育課程;其他人則是為了增進知識和技能,好幫助他們的孩子。

學算術增進生活能力

這份研究是由國家成人讀寫算能力研究發展中心(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for Adult Literacy and Numeracy, NRDC)所贊助。這個研發中心是政府「生活技能政策」(Skills for Life)下的一環,目的在增進英國國民的讀寫算能力。

研究中有一些參與者表示他們學到的數學對他們的生活很有幫助,通常是金錢來往方面:他們能算出該找多少錢,估計比方說買8折的商品能省多少錢,還有支付帳單。

他們從前也能「過得去」,但是較高的數學能力讓他們對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並使他們能更積極的參與。

有些參與者說,過去欠缺數學能力常常讓他們感到不安。貝柔就說,「我覺得最尷尬的莫過於我總是得派孩子們去商店,或是帶著他們一起去。我得問他們我該付多少錢,店員又該找我多少錢?對於做媽媽的來說十分難堪。我現在進步了不少,幾乎都可以自己應付,像過去那樣,一個大人得去問七歲的小孩子這種數學問題還真是丟臉。」

里嘉說:「我現在對自己的數學能力更有信心,可以控制預算,知道哪些帳單該付多少錢,又會剩多少錢。我現在算得比較快,雖然也沒有多厲害,不過總是比以前好多了。」

數學是智力的象徵

無論如何,上述這些學員是在研究計畫中偏向能力較低的一端。程度在第3級或以上的參與者則說,他們來學數學並不是為了要在生活中應用。絕大多數人覺得他們的生活運作得很順暢,這也和政府「生活技能政策」的調查結果吻合。

技能不足的成人多半可以想出辦法應付日常生活,而不認為他們在生活中有困難。

他們可以用其他辦法來解決數學不好的困難,像是問店員或是直接看標價。

那麼回到學校重學數學最普遍的理由究竟是什麼?多數人說主要原因是他們希望向自己證明自己的能力。很多人的數學都被老師當掉過,他們把數學看做智力的象徵,他們希望可以進入這個特權的小世界。

他們無一例外全都希望了解數學的系統、規則,和彼此間的關係。莎莉娜說:「我不確定數學實不實用,學數學只是為了我自己,希望能為自己成就點什麼。我從來沒想過要把數學應用在哪裡,只是想教自己一點東西。」

學生希望學習的多半是主流的學院數學,而不是職業應用的數學。更多人樂在探究數學純粹和富有邏輯的面向,像是代數,就被他們認為是「正統」的數學。代數並未列在成人算術教育的課程中。

研究發現,對於數學的投入使這個學科對他們產生價值和意義,原本學者以為最重要的實用性反而不那麼被學員重視。研究發現也可以給決策者一些提醒,只強調應用數學的教學有可能會使潛在學習者裹足不前。(資料來源:衛報)

fr.: 台灣立報

家長不是 教育的旁觀者

【記者陳揚盛專題報導】教改10年來,家長參與學校的主、客觀條件隨著家長團體的覺醒而有所改變,許多家長會不再只是過去負責募款、頒獎的旁觀者角色。他們要終結聊備一格的家長會,積極成為學校教育的參與者,並希望藉此重建父母教育權。

法源確立 卻多流於形式

國民教育法第10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其中包括家長會代表。此外,例如台北市教育局在民國88年9月也訂定了「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明文規定了家長正式參與校務會議,但當前的實質,仍不免形式化。

家長難以參與校務的原因,一方面是校方未提供適當且經常性的管道,資訊不對等下使得家長們難以充分明瞭校務的內容與實況,此外,各校家長會也尚未熟悉議事規則,對校園事務及各項規章也較生疏。

更重要的是,學校各種重要章則及校務發展計畫等,並未提交校務會議討論及議決,而多由校長一人決策或在校內其他會議(如行政會報)決定,使得校務會議流於形式,學校的家長會,就因此淪為學校行政的附庸,或是只能發揮背書的功能。

從家長日開始

現代家長會的嶄新意義,無非是希望各校家長會凝聚家長的共識,積極參與校務會議,有效發揮功能,進而影響學校教育政策與執行。

而家長會積極參與校務會議,不僅能提升家長會的內在體質,也能確保教育的環境符合多數學生的需要。

去年10月出現的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經全體共識在今年2月向教育部建議,建立家長與教育部間持續而有效的互動模式。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召集人蕭慧英說,「教育部家長日」是聯盟嘗試跨出的第一步,希望藉此機制,與政策的決策者間有最直接而持續的連繫,並將家長意見納入政策擬定與修正程序中。

顯而易見,家長是「政策回饋者」,也進一步定義與落實「家長與教育行政間」的夥伴關係。

不論從教育合夥人的立場或學生監護人的角色來看,家長意見都不容忽視,但該向誰訴求一直是模糊的。

當教育合夥人 

蕭慧英指出,教育行政當局數十年來並無專責機制蒐集與彙整家長對縣市或全國教育事務之意見,長期不受重視的結果,致使家長意見常呈現情緒重於理性,個別立場多於整體思考。

因此,過去家長意見常被教育專業視為「紛歧的」、「相互矛盾的」、「理想過高的」以及「要求太多」,甚至以「非專業」或「圈外人」為理由,將家長完全排除於政策擬定、執行與回饋的過程外。

如今,教育體制重新定位家長角色,嘗試將家長觀點、力量與資源納入孩子的教育中,這是不得不然的趨勢,也是從學生學習立場出發的力量整合。蕭慧英認為,舊的政策制定模式耗用過多的時間與資源,已不適用於E速變遷的時代。

家長與政策制定、執行單位,甚至教育現場的校長、老師間,建立順暢的溝通機制實已刻不容緩。

家長會長不好當

台中市力行國小家長會會長林建良表示,這兩年,九年一貫教育陸續上路,老師們為了新制又是研習,又是行動研究的,比以往忙碌許多。

而泰半的家長,對這些且戰且走的教育變革也傷足了腦筋。家長會這時應該扮演起橋樑的角色。除了協助學校幫助家長了解九年一貫教育之外,也要讓學校聽見家長內心的惶恐與質疑。

台北市福林國小家長會長黃顯宗則說,當家長會會長,比當科學家難,因為問題不是那麼容易定義,做不好,也不能重新來過。

黃顯宗做為會長的自我要求是:不耍特權,讓其他家長更樂於遵守學校的規定。

例如家長最關心的分班問題,他特別請學校依照原則進行,家長會盡量避免給學校任何為難。其次是注意分工分權,讓幹部們有施展的空間,除了在特定事故中,他才從旁協助溝通、鼓勵打氣。

黃顯宗強調,所有在校學生的每一位家長都是家長會的會員,所以就沒有所謂參不參加家長會的問題,不過大部分的家長只願意擔任一些愛心志工的工作,例如導護、圖書志工等,或者僅在班級上幫忙,這些是傳統家長會的任務。

家長會類似公益團體,會長不是老闆,黃顯宗指出,在異質性高的家長群、幹部群中,應以接納、包容的態度,從異質中找尋各自的優點,聚合成服務的團隊,並做好客觀的預算管理和不任用私人,讓預算制度化公開化。

班親會 分工合作

他認為,家長會必須建立集體決策的模式,例如會員大會、家長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等三級決策和執行的機制,而家長會參與學校最高決策機制的校務會議,應該是共同經營學校的一份子,並不是獨立於外的一個純監督單位,但是他也坦言,家長會並無專職人員,所以也不可能如學校的教職員一樣全力參與學校的經營。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家長會成員分工相當細緻,包括一位特教班家長委員共計34位組成。

會長做為校務會議的當然家長代表,副會長則分別兼任總幹事及教評會代表,34名委員分為6組,一學期召開二次審查整年度預算、籌備募款事宜,另外還有每月召開一次的常務委員會。

班級推派的家長代表,是家長會最強而有力的後盾。光華國中家長會長陳欽琳說,因為家長會體制建立後,功能還是包括了募款、動員等需要所有家長共同參與的任務,有的學校家長會甚至接辦學校的營養午餐事宜,代表學校與餐盒廠商接洽。

從班級家長會、學年正副召集人到家長會委員、副會長及會長,形成密切的網絡,健全班級家長會是最重要的第一步!陳欽琳表示,多互相瞭解、互通訊息,家長會才能平衡地瞭解班上的事務。

家長更瞭解班上學生的特性後,會容易掌握老師班級經營上的問題,也比較容易互相協助、支持。

fr.: 台灣立報

勞退基金讓你老來富?

 為增加避險管道並提高基金收益,行政院去年底核定通過勞退基金可從事海外投資,法定投資上限為基金淨額20%。

 雖然勞委會尚未決定勞退基金海外投資將採自營或委外經營,國際級投資機構如德盛安聯、美林、寶源已密切關注法令動態。「開放海外投資是大勢所趨,」勞委會官員指出,基於風險分散考量,委外操作及海外投資都是要走的路。

 1986年因應勞基法設置的勞退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賦予中央信託局運用勞退金的權限,四年後勞退基金獲准投入股市。2000年勞退基金銜命在萬點進場護盤遭套牢,帳面潛在虧損300億餘元,5月下旬被監察院糾正。

 目前總規模約3000億元的勞退基金,由中信局信託處六人小組負責操盤,初期勞退基金放在銀行定存獲利穩定,直到十四年前開放投資股市,報酬率才明顯成長。長期觀察勞退基金的資深媒體人分析,勞退基金在2000年之前的投資報酬率都算不錯,萬點進場也非勞退基金所願,幸而現在護盤責任由國安基金一肩扛起,勞工權益不致受影響。

 因為萬點護盤被套牢的前車之鑑,勞退基金決定交給專業操盤。前年6月勞退基金開放委外操作,將120億元基金委託日盛、群益、統一、復華、怡富、保誠六家投信代操。至5月19日為止,日盛代操績效33%最佳、統一報酬率25.95%、復華24.26%,群益23.52%;至於怡富、保誠因報酬率未達標準,已喪失續約資格(見表)。

 由於進場時點恰當,再加上操作前提又以確保獲利為原則,三年來勞退基金代操機構並未出現四年前臨危受命逆勢買超以致滿手套牢的慘況。在設定最低報酬率的保障下,勞退基金委外代操也有了好的開始;第二波勞退基金委外代操已開始徵求,將再增加120億元投入股市。

 代操基金的操作彈性大於共同基金(共同基金最低持股比例須70%),可以因為看壞大盤而滿手現金,只要確保委託人獲利即可。績效最佳的日盛投信,就因看到大盤籌碼淩亂、外資退場等狀況,提早將持股全數出清,不但沒有在美國升息及中國大陸經濟降溫的利空下受傷,更拉大與其他代操業者差距。

 日盛投信專戶管理部副總經理張島郎強調,委外代操首要追求「絕對報酬」及「正數報酬」精神;操作績效不只要打敗大盤(beat index),更要保證獲利。

 「退休金管理愈來愈重要,」專責勞退基金收支保管的中信局信託處副理劉玉枝指出,退休基金管理制度在台灣還有很大的研議與發展空間,因為起步晚,這個興起的市場被投信業者視為待開發處女地,只待相關法規制度成熟。

高齡社會催生退休金管理
 劉玉枝分析,台灣社會與歐美同樣面臨老年化問題(台灣每八人中就有一個老人),加上人口出生率不斷下滑,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打算,退休金規劃管理愈來愈重要。美國著名的401K退休基金嘉惠四千萬人;同樣為人口老化所苦的香港(預估2031年每四人就有一人是老人),三年前新推行的MPF制度或許值得參考。

 MPF是Mandatory Provident Fund(強制性公積金)的縮寫,是香港第一套勞工退休金管理制度,成立至今規模970億港元,有三百多檔基金獲准為MPF成份基金,範圍涵蓋股票型、平衡型、債券型、保本等各式基金,德盛安聯、富達、蘇黎士華人銀行等均是MPF計劃一分子。

 與勞退基金相同,MPF也是強制提撥。MPF規定至少30%須投資於港元資產,勞退基金也將開放海外投資。

 但MPF採個別公司管理,員工可自行在MPF成份積金中,選擇要投資的標的。一旦離開原工作崗位,這筆資金可以跟著移轉。

 但MPF並非十全十美,一次給付是其最大弱點;這也是勞退基金面臨的問題。德盛安聯資產管理亞太區市場部總裁康禮賢(Dr. Mark Konyn)分析,MPF讓員工退休時一次提領,並未協助退休人員規劃這筆資金,對不擅長投資理財的人來說,退休金可能在幾年內花個精光,仍無法保障退休後生活。

 理財教育也挑戰著香港退休金管理制度。雖然多數員工透過所屬企業參與退休基金管理,仍有許多自行創業、非雇員身分的勞動人口,因理財常識不足誤選投資標的以致血本無歸。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畫管理局高級經理李子林表示,強積金局每年均推動公眾教育,希望勞工慎選投資標的。

 李子林坦言,MPF並非萬靈丹,「畢竟將來退休可以拿回多少錢,是根據自己選擇的投資標的表現而定。」台灣公務人員也因退休制度從「確定給付制」改為「部分儲金制」,以致退休生活不確定性增加,民間更戲稱退休後「領多少要看運氣」。

 李子林說,即使有強積金制度的保障,社會福利與個人儲蓄仍是安定退休生活的另外兩大支柱,只有三大支柱同時運行,才能真正保障退休後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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